鄭南榕自焚後的《自由時代》雜誌社,邱萬興攝於鄭南榕基金會。


 

成大昨日校務會議正式以70比21的票數,否決了廣場命名案。經學生票選出來的「南榕廣場」命名,正式被黑掉。整天臉書上大家最憤慨的,是歷史系教授王文霞的發言:

「歷史系王文霞教授則認為,命名理念有許多不符史實之處,她除了對警方火攻雜誌社的說法存疑,也認為『因鄭南榕的犧牲才有台灣自由民主』的邏輯並不正確,因為有許多歷史人物在實質上的努力比他做得更多。她更批評,鄭南榕很像伊斯蘭的炸彈客,因為以死來解決問題只是逃避問題,民主核心價值不是愛怎樣就怎樣,而是對生命的尊重。語畢,現場一片掌聲。」

(發言全文在此:http://newtalk.tw/news/2014/01/16/43692.html

這種顯然扭曲史實,加上語畢後的「現場一片掌聲」,令人不寒而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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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實上,「鄭南榕是恐怖分子」、「鄭南榕有精神問題、以自殺來逃避問題」的講法,並不是王文霞的發明。25年前,鄭南榕自焚前後,這正是國民黨官方,及眾主流媒體的主要抹黑報導方向。

來看幾則當年的報導內容。

鄭南榕自焚當天,《聯合晚報》第一時間是這樣報導:

「據市警局高級官員表示,鄭南榕在引燃汽油彈後,似已呈瘋狂狀態,除向警方攻擊外,也對當時在場的時代雜誌其他同仁攻擊,要他們與他同歸於盡,嚇得這些時代的同事紛紛奪門而逃。」
(〈鄭南榕要同歸於盡 嚇得同事們奪門而逃〉,1989/4/7)

另還有刻意往「精神有問題」方向報導的:

「『鄭南榕』民國54年曾至台大醫院精神科就診,院方今天上午並查出這名人士的出生年月日為36年9月12日,與昨天自焚身亡的鄭南榕生日完全相同。籍貫亦都為福建。很可能是同一人。」
(〈籍貫出生年月日 吻合 鄭南榕 看過‘精神科’〉,《聯晚》,1989/4/8)

「鄭南榕失眠,精神科就診,核對資料,是他沒錯。當時年僅十八,先後複診五次。」
(《聯合報》社論,1989/4/9)

也有以警方角度描述鄭南榕是名「狂徒」的:

「鄧巽昇回憶說,逮捕梁國愷時,面對的是位兇殘、火力強大的歹徒,但是心理有準備,並且經過事先週密的沙盤的推演,因此衝鋒陷陣,雖然緊張,但還不會覺得害怕。

不過,昨天當汽油彈從鄭宅一枚枚擲出,同仁們被熊熊火焰灼傷,面對一位未知數的狂徒,直叫人膽寒」
(〈拘提鄭南榕 不知有危險 鄧巽昇事後回想 好怕!〉,《聯合晚報》,1989/4/8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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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裡頭許多報導,今日審視,都禁不起檢驗。

包括當時雜誌社內經歷第一現場的證人提供的證詞,都指出雜誌社起火時鄭南榕早已自囚在總編輯室內,警方「投擲汽油彈」的說法根本是謊言。

而自焚的理由,各家報導根本不觸及鄭南榕起身抵抗的《懲治叛亂條例》惡法,不去作理念上的探究,而一昧在「精神問題」上作文章。

這樣,也許我們就不難理解,當年看了主流媒體、可能根本不識黨外雜誌,才剛取得學位、正開始在成大教書的王文霞,及其他「一片掌聲」的成大教授們,為何二十五年後,還是認定鄭南榕是「恐怖份子」、是「以死來逃避問題、不尊重生命」。

回過頭來看,鄭南榕真的如王文霞所說的:「不能克服的時候,就以死來解決問題,這種方式其實是一種暴力的方式,這個暴力的方式一方面反映了他逃避問題,一方面反映他是沒有能力去處理他命運裡面面臨的挑戰的。」嗎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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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文霞在成大教學網站登載的「專長、研究領域」是:「無」。

也許她並不熟悉台灣當代政治史。讓我們幫她補課一下:

鄭南榕自焚當天(1989/4/7),是因為要「拒捕」。

為何拒捕?因為半年前,鄭南榕刊登了憲法學者許世楷的《台灣新憲法草案》。接著,立刻收到高檢署的「涉嫌叛亂罪」傳票。

你說,奇怪,1987年不就解嚴了嗎?為什麼還有「涉嫌叛亂」這種事?

那是因為,雖然解嚴,但「動員戡亂時期」尚未中止。戒嚴時代用以對付異議者的《懲治叛亂條例》未廢除。

而依《懲治叛亂條例》第二條第一項規定:「意圖破壞國體、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、顛覆政府,而著手實行者」,處唯一死刑。

換句話說,當年若鄭南榕不抵抗,他所面對的,也是「死刑」。

面對可能到來的死亡,堅持「100%言論自由」的鄭南榕選擇了高喊:「國民黨抓不到我的人,只能抓到我的屍體」。自囚總編輯室71天,最後以自焚,來表達他對這個體制的控訴。

鄭南榕的《自由時代》雜誌封底,攝影/邱萬興

這並非逃避問題、也不是沒有能力面對生命的挑戰。恰恰相反,正是因為鄭南榕太正視、太嚴肅地面對這個問題,才鄭重地作出了這個他面對不義體制的崇高決定。

我倒是好奇,若換作如今高傲地批評鄭南榕「不尊重生命」,卻對當年那個剝奪人民自由、視人民生命為草芥的國民黨不置一詞的王文霞,又會如何選擇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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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到底,也許這次「南榕廣場」的命名風波,會有不少我們這一代的學生,覺得有何必要?「鄭南榕的事我們都知道了,但還有必要特別紀念、跟校方起爭議嗎?」。

但「王文霞們」讓我們看見,我們所知道的鄭南榕,跟許多從戒嚴時代走來的台灣人所知道的,大相逕庭。許多那個年代留下來的抹黑、與誤導並未被釐清,更遑論對當年的壓迫者追究責任。

而我們這一代人對王文霞的「恐怖分子」說的譁然與陌生,則顯示我們對共同經歷過那段歷史的許多像王文霞這樣的台灣人,也一無所知。

正因為有「王文霞們」的存在,我們更需要「南榕廣場」。透過衝突與爭議,去釐清事實、取得共識。「南榕廣場」並不是一種炒冷飯的政治正確,而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另一波轉型正義運動的重要一環。

 

作者:陳為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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